对诈骗型犯罪的认定，目前司法实务中的通行观点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，而司法实践中，借贷型诈骗的认定往往难以达成统一标准。本文结合实务经验，探讨借贷型诈骗认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司法实务中借贷型诈骗的认定难题

借贷型诈骗在实务中对该类行为的认定是一个难题。比如公安机关对该类受害人的报案受理多会建议去进行民事诉讼，如果民事判决确定受害人胜诉，却因为无法执行而进行刑事控告，公安机关在受理时仍不会轻易立案。就检察机关和法院来说，审查该类案件时关于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、“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”以及“社会危害性”的判断只能根据经验进行，一旦自己的判断与他人不一，尤其是当承办检察官与承办法官的意见不一，就可能出现反差较大的结果。

原因分析

法律规定须更加明确

实务中，认定诈骗罪的基本思路为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诈骗行为→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骗产生错误认识→被害人处分财产→行为人取得财产→行为人无力或者不愿归还→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→构成诈骗罪。这一思路看起来似乎很明确，但是执行起来却有难点。

各地实践有一定差异

我国各地经济、文化、认知和思维存在差别，因此对相同行为的判断也有差异。比如一方被骗10万元人民币，多次讨要未果，遂报案。行为人被刑事立案后，完全不知情的家属得知情况以后，立即联系受害方，全额退还款项，并与受害方达成谅解。对此案，有些司法机关可能会作出不起诉等相对较轻的处理方式，而有些司法机关则可能会判处相对较重的刑罚。

如何认定借贷型诈骗

被害方的注意义务

借款方是否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

日常借贷中，对借款一方可能存在的欺诈行为，另一方是否有注意义务？如，韩某某诈骗案中，韩某某用其父的售房协议伪造成自己的售房协议，将协议确定的车库以8万元的价格抵押给被害人杨某某，将该款用于赌博输掉。杨某某在把钱借给韩某某时，应对其借钱的目的和用途做些基本的调查和判断，对韩某某的工作情况和人品做个简单的调查，然后再决定是否借钱给他。

合同一方是否尽职调查，有无明确的救济途径。

经济行为中，一方因生产经营活动向另一方借钱，在借钱之前，出借方有相应的注意义务，比如尽职调查、实地考察，或者要求对方评估资产等。否则，就可能因为主客观方面的原因，在对方无法继续经营的情况下，而陷入资金无法回流的困境。如果出借方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，对方的行为不涉嫌犯罪的情况下，损失仍然可以通过民事途径解决，就不宜通过刑事途径处理。

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

经济环境

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，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面临压力和挑战。这种环境下，若企业资不抵债，资金周转困难，对前期的借款无力偿还，能否认定为诈骗，还要结合全案情况进行判断，不宜简单地认为只要没还钱，就构成诈骗类犯罪。

行业背景

行业背景，尤其是相关部门出台相关领域较为严格的政策，力度之大、范围之广，前所未有，对相关领域企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行业运行到周期末端，企业运行出现周期性困难。这些情况就要客观看待，不能全部认定为诈骗类犯罪。

社会危害性

有无社会危害性

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根本的特征。如果认定一个行为构成犯罪甚至是重罪，就必须在客观上造成了“社会危害”，并且达到了刑法规定的“严重”程度，否则都不能以犯罪对待。典型的集资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中，往往出现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，但是“受害人”却坚决不认同，甚至认为是司法机关的“查处”导致行为人的经营行为无以为继，才使得行为人无力偿还的。

危害性大小

判断一个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标准，是涉案金额还是社会危害性？如果仅仅从法律的角度，应该没有争议，但是具体到个案，部分司法人员不自觉地就把“数额”作为危害性大小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，这显然是不对的。社会危害性不等于涉及金额，还要结合各方面综合判断。

综上，借贷型诈骗案件无论是在理论、立法，还是在实务界都有很大的争论，这一方面说明该类案件的处理难度，另一方面也证明统一该类案件的适用标准、明确各要件的具体标准需要提上议事日程。（段桂东）